中国近年积极推动医药改革，加速新药审批，放宽投资限制，吸引来自欧美药厂及基金的资金，并透过并购国外中小型公司来提升技术。目标到 2020 年，生技产业规模达到约 8 至 10 兆人民币，占 GDP 比重超过 4%。在政策带动下，2018 年上半年，A 股中生物医药股总市值已较去年成长 23%。但层出不穷的问题药品事件也显示出法规及监管有着巨大漏洞，让这兆元产业犹如在沙滩上盖大楼，因地基不稳而无法持久。
积极从“仿制”升级至“创新”
中国药厂主要生产专利已过期的药物，包含生物仿效药 (Biosimilar) 、学名药 (Generic Drugs) 、原料药 (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) 。中国目前有超过 5,000 家药厂，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供应国，占全球产量的 40%。但产品价格远低于一线药厂，因此中国生技产业的全球市占仅有个位数。在政策的带领下，中国药厂近年积极发展前沿技术，包含 免疫疗法、基因定序及脑科学。
不同于欧美药厂有着广博的科学研究基础及高度的创新力，中国的优势在于庞大的人口能提供充分的病例及潜在市场，充裕资金以及低研发成本。而宽松的审查能加速的临床实验及新药上市的流程。中国药厂在基因定序、免疫疗法等前沿技术已小有成绩。以目前最热门的 CAR-T (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) 肿瘤免疫疗法为例，中国有超过 20 家药厂及机构投入研究，登记在案的临床项目高达 156 个，多过美国的 87 个。在 2017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(ASCO) 中，中国研究团队亮眼成绩也引起的全球的注目，并吸引欧美药厂前来合作。娇生 (Johnson & Johnson) 在今年初便宣布和中国新创药厂-南京传奇生技 (Legend Biotech) 合作开发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的 CAR-T 疗法。
除了提升研发技术，中国药品监管体系也积极和国际接轨，并在 2017 年 6 月加入了国际医药法规协和会 (ICH) 。 ICH 主要任务是协调全球药品监管系统标准化。中国加入后，国外药厂新药在中国上市的审核流程可加快 2 至 3 年，中国药厂则可节省研发及查验成本，加快国际发展的脚步。
专注先进技术，却忽略质量问题
中国生技产业积极在海外市场开辟疆土，国内却垄罩于劣药阴影。长春长生一案已是自 2004 年以来的第十起疫苗事件，频率之高，引起民众人心惶惶。除了问题疫苗，几年前亦爆发过大规模的临床数据造假事件。多起外销原料药因质量问题而导致召回。如果父母因担心问题疫苗而不给小孩接种，
恐提高致病率、群聚感染的机率，将造成极大的医疗及社会成本。若当患者因服用劣质的中国原料药或学名药致残或死亡，更可能引发国际问题。
这几起案件，令人联想起 2008 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。当时有 6 名婴儿丧命，近 30 万名婴儿终身垄罩于肾功能不全的危机中，更造成全球恐慌。根据麦肯锡谘询公司，至今仍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父母对于国产奶粉疑虑未消，倾向购买国外产品。
监管不力，违法成本低是主要原因
层出不穷的劣药问题，突显中国药品监管体系不力风险。以长春长生一案为例，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从 2009～2014 年的 34.0%，突然在 2015 年跃至 77% 以上，间接证实了公司 从2014 年开始的造假行为。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 2017 年 10 月查获后，竟未将其停业，使得劣质产品持续流入市面。人手不足亦为监管失效的一大主因。中国具有药品检查资格不到 500人，要审查超过 5,000 间大小药厂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另一问题在于违法成本低。过去数起问题疫苗案中，主事者多只受到行政处罚，相关罚金低，无法达到威慑作用。如长生生物也仅被罚 344 万人民币，对一间年赚近 6 亿人民币企业而言是九牛一毛。另外，药害诉讼旷日费时，赔偿标准也低，因此在中国，这类型的诉讼案很少。但在欧美，诉讼是药厂最大的风险，亦是避免劣药的有力武器之一。药厂一旦败诉，和解金动辄数亿美金。默克药厂 (Merck) 在 2007 年便针对已停产的关节炎止痛药伟 克适 (Vioxx) 的集团诉讼案付出高达 48.5 亿美元和解金，是伟克适一年销售额的 2 倍以上。
中国已开始重视产品质量，但转型仍需时间
过往中国一味追求高经济成长，忽略规范及监管，导致弊端丛生，国际形象亦严重受损。中国政府近年来已开始重视产品质量问题，修订各种法规。例如，在 2008 年毒奶粉事件发生后，政府隔年就颁布食品安全法，并在 2013 年建立国家食药监总局，负责监管食品及药品，但改革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。美国在 1955 年卡特疫苗事件—因劣质小儿麻痺疫苗而导致近 200 名接种者瘫痪，耗费数十年才建立严谨且完善的法规及监管体制。转型之路 漫漫，而每一次的危机都可能是改革的助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