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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司法部近日要求分拆 Google 出售或分拆 Chrome 浏览器，因 Google 在全球线上搜寻业务市占率囊括九成，在浏览器市场又高达六成；又长期将其搜寻引擎预设为浏览器 Chrome 默认选项，以巩固搜寻和数位广告的垄断地位。
然而 Google 案例只是冰山一角！美国如今多个行业中，少数公司长期垄断市场，更透过操纵与游说不断扩大势力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扩大。在美国，前 10% 富人掌控了 67% 财富，而后五成民众却仅持有稀少的 2.5% 财富；更有 12% 美国人需仰赖食物券过活，如此的不对等也导致社会信任瓦解。

日益提升的集中度

据统计，美国上市公司数量，从 1996 年高峰的 8,100 家，下降四成至如今约 4,600 家。上市公司数量减少，进一步加剧了少数巨头的市场垄断地位。如美股七巨头( Magnificent 7 ) ： Amazon、Alphabet、Apple、Meta、Microso 、NVIDIA 和Tesla ， 更主导了近年市场表现；研究显示美股前十大公司市值，占比从1995 年约 15% 上升至现今三成。
联准会数据也显示，大公司数十年来几乎在各行各业中蚕食鲸吞；并购活动过去 30 年成长超过 10 倍。并购尤其受惠 2008 年后联准会的量化宽松政策；低利率加上高估值，使企业并购成本下降。数据也显示过去 30 年来，因大型公司游说、商业模式渐趋复杂，反托拉斯执法预算占 GDP 比重不断下降。

多份研究认为产业集中度上升，企业拉抬售价、带进更高利润，伴随而来的是执行长薪酬飙升、员工薪资停滞。如公司利润占美国 GDP 比重从 1980 年约 5%，上升至如今 12%；员工薪资占比同期则从 67% 降至 60% 以下。企业执行长薪酬更如火箭般爬升，1980 年美国执行长酬金对劳工平均薪资比约 30 倍，如今已高达 300 倍，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水平。
部分研究指出，股票回购 ( Buyback ) 是近年推升股市主要力量，近年回购金额创新高达一兆美元，更是推升不平等元凶之一。美国证交会 ( SEC ) 指出，由于管理层薪酬高度与股票表现连结，高管除了受惠于股市上涨外，往往在宣布股票回购后，扩大出售个人持股；回购反而提供了套现机会。值得留意的是，美国有接近一半民众未持有股票，但近九成美股市值却由前 10% 富人持有，且股市回报高于薪资增长，使财富天秤更往一边倾斜。

水平持股垄断

除了集中度上升，近年因被动投资与私募股权公司盛行，更创造了新的寡头难题：水平持股( Horizontal Shareholding ) 垄断，指的是投资者持有同一产业中的多家公司，使投资者从而影响行业内竞争。如美国四大航空公司曾经被七家大型机构持有多数股权，这种水平持股使航空票价上升，高于正常竞争价格近一成；银行业也有类似状况，相同股东结构使银行提高手续费与降低存款利率。这种水平持股垄断，可能将特定行业利润推向企业而非消费者，进一步扩大不平等。
被动投资于 2023 年首度超越主动投资，资产规模超 13 兆美元；目前美国四大指数基金公司： 先锋领航( Vanguard )、贝莱德( BlackRock )、道富环球( State Street ) 与富达( Fidelity ) ， 在被动投资的市占率就超过九成。学者计算，这四家公司旗下基金拥有美国上市公司 20% 投票权，这种水平持股控制力前所未有。
比起指数基金，黑石 ( Blackstone ) 、凯雷 ( Carlyle ) 、KKR 与阿波罗 ( Apollo ) 等私募 ( Private Equity ) 四天王，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侵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达 13 兆美元，占美国整体企业股权比重约 18%，而 2000 年仅 4%。私募基金行业由于缺乏管制与透明度，其往往追求短期利益而对企业实施「震撼疗法」，如大幅裁员、提高杠杆等将本求利的作法。

操纵与游说

指数基金公司近年不断诉诸 ESG 议题、或与避险基金合作，对公司治理有更大话语权；出名案例当属 2021 年埃克森美孚 ( ExxonMobil )与 Engine No.1 的委托书之战。后者当时仅持有 0.02% 股权；但透过「策略性」吸引指数基金支持，主打诉求为公司过度依赖化石燃料、没有为绿能作准备，并成功得到指数基金支持，最终取得埃克森美孚董事会 12 席中 3 席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基金公司也是 ESG 的受惠者 ─ 标榜 ESG 基金，可宣称报酬较高、因此向投资人收取更高的管理费，此现象被戏称「绿色溢价 ( Greenium ) 」。
私募股权公司则透过操纵市场，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。透过整并成熟稳定、但地理位置分散的公司，如疗养院、救护车服务等，尽管未达反托拉斯法门槛，但买家往往能取得当地市场支配力。例如两家私募股权控制全国的医疗直升机空中救护市场，占据 64% 市场份额；平均收费高出其他业者六成，利用垄断扩大利润。
此外，私募股权彼此以合作取代竞争，例如俱乐部交易( Club Trades ) ，当多个私募股权公司合作竞标同一目标公司时，他们往往透过价格协商，使最终收购价低于市场公平价，进而损害卖方利益。例如 2007 年集体诉讼，7 家私募巨头被指控，在收购过程进行价格操纵与不公平竞争。
除了操纵市场外，美国大型企业也透过政治游说，影响市场竞争、保护行业地位、取得政府补贴等利益。 2023 年美国游说支出达 43 亿美元，其中以制药业占比最高，达 3.8 亿，主要目的是反对降低药品价格、提高专利保护等；科技公司则集中于放宽数据隐私、阻止或放缓反垄断相关立法；金融业以推动松绑监管、反对资本利得税改革，以保障富人税务成本。研究指出，投资于游说监管机构的企业股票，长期报酬可打败大盘；统计的 10 年期间，每年可胜出指数 5 个百分点。
大企业也是华盛顿旋转门 ( Revolving Door ) 的最大赢家。旋转门泛指专业人士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来回流动的现象。例如高盛银行( Goldman Sachs ) 在金融危机期间，除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来自高盛，至少还有数十位前任高管在政府内担任要职。许多银行甚至提供黄金降落伞给转战政府机关的高管，若离职是为了前往政府机构，将可获千万美元红利。

高昂的医疗成本

美国医疗成本是全球最高之一，医疗支出占 GDP 比重从 1960 年的 5% 飙升至如今近 20% ，为欧洲约 10% 的两倍。联准会调查约 37% 美国人拿不出 400 美元应急；超过三分之一美国人，距离破产只差一次重病。此外，美国平均寿命约 77 岁，更是在高收入国家中排名最低。
这诡异现象背后，也是垄断力量推波助澜。例如美国医学会限制医学院招生名额，高昂的临床费用、药厂透过修改专利或微调药物成分以延长独占。加上复杂的保险制度与法规，如美国健康保险市场由各州政府监管，繁复的法规使跨州竞争不易，保险公司也需要规模经济分散风险，结果导致州内市场由少数健保公司把持，消费者医疗选择因此受限。专家也指出，美国缺少像英国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( NICE ) 的机构把关，因此有太多资源浪费在不必要的医疗诊断，美国每年过度医疗的金额高达千亿美元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年初被反垄断调查的美国最大健保公司「联合健康集团」( United Health Group )，其执行长本月于纽约前往投资者会议时遭当街枪杀。联合健康保险近年因拒绝索赔而受到患者与立法者批评，尤其是采用仍有疑虑的 AI 模型，不仅取代专业医疗人员判断，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也使患者无法申诉，急症期后护理的拒保率( Claim Denial Rate ) 更从 2020 年 10.9% 上升至 2022 年 22.7%；公司整体拒保率约三分之一，也为行业水平两倍。此事件揭示了企业在追求效率同时，可能忽视了最重要的社会责任。

不平等与社会问题

巨大不平等鸿沟，也使美国社会问题严重。有经济学家研究 23 个富裕国家数据，发现贫富差距对社会健康的影响远超过人均所得。例如贫富差距大的国家，其精神疾病、暴力犯罪、肥胖问题、儿童早孕率明显较高，而其平均寿命、教育、公共信任、社会安全感与社会流动等指标明显较差。美国的表现多数敬陪末座，显示不平等现象不仅损害经济，更直接削弱了社会凝聚力与幸福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政治分化问题日益严重，中间派选民不仅减少，两大党支持者彼此仇视越演越烈；甚至有近三成民众认为，美国内战有可能卷土重来。
今年美国总统大选，唐纳 · 川普 ( Donald Trump ) 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 (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，MAGA ) 的口号当选，正是对底层民众的呼唤。且美国巨大的 36 兆美元国债、首破兆的利息支出，可能在未来排挤社福与医疗等政府补贴，到头来受害的还是老百姓。川普任命伊隆 · 马斯克 ( Elon Musk ) 等人领导「政府效率部」（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，简称 DOGE ），将对联邦政府进行全面的财务审计与改革。资本无限制扩张，社会将分崩离析，最终会削弱经济与政治制度。美国知名已故大法官布兰迪斯（ Louis Brandeis ）曾说：「我们国家可以拥有民主，或任由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但不可能二者兼得」。我们更需要一个公平、多元与包容的资本主义，透过调高税收、强化反托拉斯法等措施，妥善的为全体社会效劳，而不是让多数人输得精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