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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FEW, THE POWERFUL : CAPITALISM ON THE BRINK

少數掌控多數:資本主義的失衡危機

THE FEW, THE POWERFUL : CAPITALISM ON THE BRINK 少數掌控多數:資本主義的失衡危機

壟斷與操縱現象佔據了美國資本主義,最終也瓦解了社會信任。
 

Text_ 李紹廷 / Michael Lee Photo_istockphoto

美國司法部近日要求分拆 Google 出售或分拆 Chrome 瀏覽器,因 Google 在全球線上搜尋業務市占率囊括九成,在瀏覽器市場又高達六成;又長期將其搜尋引擎預設為瀏覽器 Chrome 默認選項,以鞏固搜尋和數位廣告的壟斷地位。
然而 Google 案例只是冰山一角!美國如今多個行業中,少數公司長期壟斷市場,更透過操縱與遊說不斷擴大勢力,最終導致貧富差距擴大。在美國,前 10% 富人掌控了 67% 財富,而後五成民眾卻僅持有稀少的 2.5% 財富;更有 12% 美國人需仰賴食物券過活,如此的不對等也導致社會信任瓦解。

日益提升的集中度

據統計,美國上市公司數量,從 1996 年高峰的 8,100 家,下降四成至如今約 4,600 家。上市公司數量減少,進一步加劇了少數巨頭的市場壟斷地位。如美股七巨頭 ( Magnificent 7 ) : Amazon、Alphabet、Apple、Meta、Microso 、NVIDIA 和 Tesla , 更主導了近年市場表現;研究顯示美股前十大公司市值,占比從 1995 年約 15% 上升至現今三成。
聯準會數據也顯示,大公司數十年來幾乎在各行各業中蠶食鯨吞;併購活動過去 30 年成長超過 10 倍。併購尤其受惠 2008 年後聯準會的量化寬鬆政策;低利率加上高估值,使企業併購成本下降。數據也顯示過去 30 年來,因大型公司遊說、商業模式漸趨複雜,反托拉斯執法預算占 GDP 比重不斷下降。

多份研究認為產業集中度上升,企業拉抬售價、帶進更高利潤,伴隨而來的是執行長薪酬飆升、員工薪資停滯。如公司利潤占美國 GDP 比重從 1980 年約 5%,上升至如今 12%;員工薪資占比同期則從 67% 降至 60% 以下。企業執行長薪酬更如火箭般爬升,1980 年美國執行長酬金對勞工平均薪資比約 30 倍,如今已高達 300 倍,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水平。
部分研究指出,股票回購 ( Buyback ) 是近年推升股市主要力量,近年回購金額創新高達一兆美元,更是推升不平等元兇之一。美國證交會 ( SEC ) 指出,由於管理層薪酬高度與股票表現連結,高管除了受惠於股市上漲外,往往在宣布股票回購後,擴大出售個人持股;回購反而提供了套現機會。值得留意的是,美國有接近一半民眾未持有股票,但近九成美股市值卻由前 10% 富人持有,且股市回報高於薪資增長,使財富天秤更往一邊傾斜。

水平持股壟斷

除了集中度上升,近年因被動投資與私募股權公司盛行,更創造了新的寡頭難題:水平持股 ( Horizontal Shareholding ) 壟斷,指的是投資者持有同一產業中的多家公司,使投資者從而影響行業內競爭。如美國四大航空公司曾經被七家大型機構持有多數股權,這種水平持股使航空票價上升,高於正常競爭價格近一成;銀行業也有類似狀況,相同股東結構使銀行提高手續費與降低存款利率。這種水平持股壟斷,可能將特定行業利潤推向企業而非消費者,進一步擴大不平等。
被動投資於 2023 年首度超越主動投資,資產規模超 13 兆美元;目前美國四大指數基金公司 : 先鋒領航 ( Vanguard )、貝萊德 ( BlackRock )、道富環球 ( State Street ) 與富達 ( Fidelity ) , 在被動投資的市占率就超過九成。學者計算,這四家公司旗下基金擁有美國上市公司 20% 投票權,這種水平持股控制力前所未有。
比起指數基金,黑石 ( Blackstone ) 、凱雷 ( Carlyle ) 、KKR 與阿波羅 ( Apollo ) 等私募 ( Private Equity ) 四天王,對於美國資本主義侵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私募基金管理資產達 13 兆美元,占美國整體企業股權比重約 18%,而 2000 年僅 4%。私募基金行業由於缺乏管制與透明度,其往往追求短期利益而對企業實施「震撼療法」,如大幅裁員、提高槓桿等將本求利的作法。

操縱與遊說

指數基金公司近年不斷訴諸 ESG 議題、或與避險基金合作,對公司治理有更大話語權;出名案例當屬 2021 年埃克森美孚 ( ExxonMobil )與 Engine No.1 的委託書之戰。後者當時僅持有 0.02% 股權;但透過「策略性」吸引指數基金支持,主打訴求為公司過度依賴化石燃料、沒有為綠能作準備,並成功得到指數基金支持,最終取得埃克森美孚董事會 12 席中 3 席。需要強調的是,基金公司也是 ESG 的受惠者 ─ 標榜 ESG 基金,可宣稱報酬較高、因此向投資人收取更高的管理費,此現象被戲稱「綠色溢價 ( Greenium ) 」。
私募股權公司則透過操縱市場,取得不公平競爭優勢。透過整併成熟穩定、但地理位置分散的公司,如療養院、救護車服務等,儘管未達反托拉斯法門檻,但買家往往能取得當地市場支配力。例如兩家私募股權控制全國的醫療直升機空中救護市場,占據 64% 市場份額;平均收費高出其他業者六成,利用壟斷擴大利潤。
此外,私募股權彼此以合作取代競爭,例如俱樂部交易 ( Club Trades ) ,當多個私募股權公司合作競標同一目標公司時,他們往往透過價格協商,使最終收購價低於市場公平價,進而損害賣方利益。例如 2007 年集體訴訟,7 家私募巨頭被指控,在收購過程進行價格操縱與不公平競爭。
除了操縱市場外,美國大型企業也透過政治遊說,影響市場競爭、保護行業地位、取得政府補貼等利益。2023 年美國遊說支出達 43 億美元,其中以製藥業佔比最高,達 3.8 億,主要目的是反對降低藥品價格、提高專利保護等;科技公司則集中於放寬數據隱私、阻止或放緩反壟斷相關立法;金融業以推動鬆綁監管、反對資本利得稅改革,以保障富人稅務成本。研究指出,投資於遊說監管機構的企業股票,長期報酬可打敗大盤;統計的 10 年期間,每年可勝出指數 5 個百分點。
大企業也是華盛頓旋轉門 ( Revolving Door ) 的最大贏家。旋轉門泛指專業人士在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來回流動的現象。例如高盛銀行( Goldman Sachs ) 在金融危機期間,除了當時的財政部長來自高盛,至少還有數十位前任高管在政府內擔任要職。許多銀行甚至提供黃金降落傘給轉戰政府機關的高管,若離職是為了前往政府機構,將可獲千萬美元紅利。

高昂的醫療成本

美國醫療成本是全球最高之一,醫療支出占 GDP 比重從 1960 年的 5% 飆升至如今近 20% ,為歐洲約 10% 的兩倍。聯準會調查約 37% 美國人拿不出 400 美元應急;超過三分之一美國人,距離破產只差一次重病。此外,美國平均壽命約 77 歲,更是在高收入國家中排名最低。
這詭異現象背後,也是壟斷力量推波助瀾。例如美國醫學會限制醫學院招生名額,高昂的臨床費用、藥廠透過修改專利或微調藥物成分以延長獨佔。加上複雜的保險制度與法規,如美國健康保險市場由各州政府監管,繁複的法規使跨州競爭不易,保險公司也需要規模經濟分散風險,結果導致州內市場由少數健保公司把持,消費者醫療選擇因此受限。專家也指出,美國缺少像英國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( NICE ) 的機構把關,因此有太多資源浪費在不必要的醫療診斷,美國每年過度醫療的金額高達千億美元。
值得關注的是,年初被反壟斷調查的美國最大健保公司「聯合健康集團」( United Health Group ),其執行長本月於紐約前往投資者會議時遭當街槍殺。聯合健康保險近年因拒絕索賠而受到患者與立法者批評,尤其是採用仍有疑慮的 AI 模型,不僅取代專業醫療人員判斷,不透明的決策過程也使患者無法申訴,急症期後護理的拒保率( Claim Denial Rate ) 更從 2020 年10.9% 上升至 2022 年 22.7%;公司整體拒保率約三分之一,也為行業水平兩倍。此事件揭示了企業在追求效率同時,可能忽視了最重要的社會責任。

不平等與社會問題

巨大不平等鴻溝,也使美國社會問題嚴重。有經濟學家研究 23 個富裕國家數據,發現貧富差距對社會健康的影響遠超過人均所得。例如貧富差距大的國家,其精神疾病、暴力犯罪、肥胖問題、兒童早孕率明顯較高,而其平均壽命、教育、公共信任、社會安全感與社會流動等指標明顯較差。美國的表現多數敬陪末座,顯示不平等現象不僅損害經濟,更直接削弱了社會凝聚力與幸福感。值得注意的是,美國政治分化問題日益嚴重,中間派選民不僅減少,兩大黨支持者彼此仇視越演越烈;甚至有近三成民眾認為,美國內戰有可能捲土重來。
今年美國總統大選,唐納 · 川普 ( Donald Trump ) 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 (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,MAGA ) 的口號當選,正是對底層民眾的呼喚。且美國巨大的 36 兆美元國債、首破兆的利息支出,可能在未來排擠社福與醫療等政府補貼,到頭來受害的還是老百姓。川普任命伊隆 · 馬斯克 ( Elon Musk ) 等人領導「政府效率部」(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,簡稱 DOGE ),將對聯邦政府進行全面的財務審計與改革。資本無限制擴張,社會將分崩離析,最終會削弱經濟與政治制度。美國知名已故大法官布蘭迪斯( Louis Brandeis )曾說:「我們國家可以擁有民主,或任由鉅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,但不可能二者兼得」。我們更需要一個公平、多元與包容的資本主義,透過調高稅收、強化反托拉斯法等措施,妥善的為全體社會效勞,而不是讓多數人輸得精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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