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權基金正從傳統股債投資轉向另類資產,成為資本市場中舉足輕重的戰略力量。
Text_ 李紹廷/Michael Lee Photo_istockphoto
2 月初美國總統川普( Donald Trump )下令,將在一年內成立美國的主權財富基金( Sovereign Wealth Fund 或「SWF」),目的是擁有一個長期投資工具,為美國基礎建設、發展製造業等投入策略性資產,更可用來收購海外公司如 TikTok。全球第一個 SWF — 科威特投資局( 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 「KIA 」)成立於 1953 年;2008 年金融海嘯後、各國為了財政預算與國際戰略考量,主權基金更如雨後春筍般成立。據統計,近二十年 SWF 資產規模每年以近雙位數增長,目前全球已超過百家、總資產規模達 13 兆美元,不僅超越了避險基金( 5 兆)與私募基金( 9 兆),更直逼指數股票型基金( ETF 13 兆),在全球資本市場影響力持續擴大。
投資組合:另類投資比重攀升
由於 2008 年後,全球央行實施量化寬鬆,使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提升;SWFs 為了維持收益率,開始降低上市股債配置、進軍另類投資( Alternative Investment ), 包括私募基金、房地產與基礎設施等。另類投資部位從 2008 年佔 9% 上升至如今 27%;同時債券從四成降至 28%,股票(含國有企業戰略投資)則從五成降至四成。另類投資上升原因主要有二:SWFs 投資期長達 10 年,進軍投資期長、流動性較差的另類投資,可獲得更高的報酬補償、或稱流動性溢價( Liquidity Premiums )。
第二、另類投資不受短期市場情緒影響,資產價格與傳統的股債相關性低,可進一步分散風險。如 SWFs 近年投資私人信貸( Private Credit ),一方面避開傳統債券市場波動,二來獲得流動性溢價。觀察另類投資內容,成長的資產配置主要來自三種:基礎設施占總資產比重,過去十年占比從 2% 成長至 8%;房地產也增加四個百分點至 8%,私募基金投資從約 3% 上升至 7%。且有數據顯示,另類投資絕大多數著墨海外市場。
關鍵投資產業
若從投資行業來看,多數研究皆指出—房地產、基礎建設、綠色投資與科技為重點行業。歷史數據顯示,房地產長期報酬率不遜於股票,但價格波動又遠低於股票,且是對抗通膨的利器。2017 年中國中投公司( CIC )向私募巨頭黑石集團( Blackstone ),以 138 億美元收購歐洲最大倉儲公司 Logicor,在當時是歐洲歷史第二大不動產交易案。
近年西方通膨再起,更使 SWFs 加大不動產投資力道。如新加坡政府金融管理局的外匯投資公司( GIC ),2022 單年度投資規模 390 億美元,其中一半屬不動產投資,包括聯手專精商業不動產的私募基金 Oak Street,以 150 億美元收購房地產投資信託( REIT ) STORE Capital —商業模式為投資於高品質房地產,並向中型企業提供租賃方案。
另一方面,SWFs 控制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 12%,顯示其在該領域的影響力。基礎建設以「數位基礎設施」與「智慧城市」為投資主軸;GIC 與全球最大的數據中心運營商 Equinix 等, 去年宣布將合作 150 億美元的數據中心計畫。智慧城市則以沙烏地公共投資基金( Public Investment Fund,PIF )最具代表性。2017 年 PIF 推出融合科技與零碳排的未來城計畫( NEOM ),投資額高達 5,000 億美元,且未來預算可能不斷上升。
關於永續投資,SWFs 每年投資超過100億美元在綠色資產,尤其是可再生能源、電池或電動車;77% 的 SWFs 已要求資產管理者制定應對氣候風險的策略。科技投資則涵蓋當紅的人工智慧( AI )、數據中心與半導體等;部分研究也顯示,受到人口增長與氣候變遷影響,SWFs 日益關注食品與水資源的科技戰略投資。川普下令成立的美國主權基金,媒體披露也將由矽谷科技投資教父主導。

對金融市場的意涵
主權基金在公開市場採逆向投資( Contrarian Investing ),在市場動盪時提供流動性。例如全球最大的挪威政府全球退休基金於 2007 年將股票投資上限從 40% 上調至 60%,但直到金融海嘯才逆勢加持股票。2008 年也有如中投公司、GIC、阿布達比投資局( ADIA )等入股美國銀行股。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,沙烏地 PIF 也買入當時崩跌的石油類股。負責管理挪威主權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( NBIM ),執行長今年 1 月下旬更罕見發表意見,建議投資者逆勢而行—拋售美國科技股,增持中國資產。
另類投資方面,SWFs 逐漸從被動投資轉向主動投資。早期 SWFs 剛跨入私人市場時與黑石、KKR 等私募股權管理公司合作。前者擔任資本提供者、但不參與投資決策的有限合夥人( Limited Partner 或「LP」)角色,後者為普通全責任合夥人( General Partner 或「GP 」),職責為管理基金、並有經營與控制權。
隨著SWFs 規模日益擴大、議價能力上升,且希望增加對私募市場各環節知識,主權基金開始要求共同投資( Co-Invest )。共同投資指的是一筆投資案中,部分比例的投資跳過基金架構,GP 邀請 LP 直接投資某項資產或公司。例如一筆 10 億美元投資案,GP 成立基金提供7 億美元,剩餘 3 億美元由 LP 共同投資。LP 不僅降低管理費與績效分成,更可直接參與投資決策。不過共同投資仍存在兩個問題,一是逆選擇—真正好的投資案,GP 不一定願意邀請 LP 共同投資;二是投資期—私募基金投資期約 4 至 7 年,對於 SWFs 太短;因此主權基金最終選擇走向主動投資。
SWFs 目前多與私募巨頭採聯合投資( Joint Investment ), 雙方地位平等、共同決策與管理資產,助力而不用分紅。主權基金也直接併購私募基金,如阿聯酋的第二大主權基金穆巴達拉投資公司( Mubadala Investment Company ),去年收購軟銀( SoftBank Group )持有的堡壘投資集團(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 )股權。收購完成後穆巴達拉將持有堡壘七成股權,而經營團隊仍有三成股權、且有權任命董事席多數席位;穆巴達拉不僅獲得更多投資機會,也取得稀有的私募人才。
同時,SWFs 近年更進一步往早期的風險投資( Venture Capital ) 邁進。例如 Oxford Science Enterprises —旨在透過與牛津大學( University of Oxford )合作夥伴關係,將尖端研究轉化為商業機會—其背後股東也包含新加坡與卡達等 SWFs。
估值與政治風險
不過 SWFs 並非一帆風順,也可能推高特定行業估值。由於主權基金規模龐大,往往參與獨角獸企業( Unicorn )融資時已到了後期,且往往是上市前( Pre-IPO )輪。此時商業風險已大幅降低,公司創辦人與早期投資者更有誘因聯手將估值推高。且在此時期投資,通常沒有下檔保護的棘輪條款( Ratchet Clause )—確保投資者在未來估值變動時,能獲得一定的價格調整或額外股份補償。
例如規模 1,000 億美元的軟銀願景基金一號( Vision Fund 1 ), 背後出資者多數為 SWFs,如沙烏地 PIF 投資 450 億、穆巴達拉出資 150 億。願景基金傾向支持同一市場的兩家競爭公司,鼓勵在不考慮利潤情況下,利用基金提供的資金爭奪市場份額。這種達爾文式與不顧估值的投資方式,也讓願景基金一號在 2019 至 2022 年間產生近 400 億美元虧損。傳言軟銀在知名維權投資者 Elliott Management 施壓下,也不得不清倉阿里巴巴的早期鉅額投資。軟銀創辦人孫正義更透過向軟銀借款投資旗下基金,因基金估值蒸發、個人對軟銀欠款高達 50 億美元。
值得一提的是,2015 年馬來西亞主權基金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( 1MDB )醜聞,顯示 SWFs 可能存在政治干預與腐敗風險。1MDB 隸屬於財政部,但當時的首相竟同時擔任財政部長與 1MDB 董事長,投資決策不受第三方審查。1MDB 後來爆發貪污與洗錢醜聞,涉及金額達 45 億美元。甚至高盛( Goldman Sachs )董事局最高層有參與分紅,但沒有做超級收費審查—竟協助募集 65 億美元債券,卻收取高於市場行情百倍的 6 億美元報酬。2020 年高盛向美國司法部認罪,並支付 29 億美元罰金。
地緣政治介入
SWFs 的 13 兆美元規模,若加計 25 兆公共退休基金,直逼全球央行的 38 兆資產規模,正改變全球金融格局。近年更成為戰略競爭的重要工具;許多國家開始採取類似中國的產業政策,通過基金支持國家科技與經濟競爭力。如印尼 2 月底剛宣布成立第二個主權基金,參考新加坡淡馬錫( Temasek ),聚焦國內戰略發展與整合國有企業;規模號稱 9,000 億美元,但治理與透明度受質疑。美國雖有成立SWF構想,但其龐大的政府負債、財政赤字與貿易逆差,資金來源可能是最大挑戰。
地緣政治也影響全球資產定價,尤其是基礎設施。例如最新的香港長江和記實業( CK Hutchison ), 以 228 億美元出售旗下 43 港口的多數股權予貝萊德( BlackRock )等,其中包括川普心心念念的巴拿馬運河主要港口。這筆交易估值約 13.5x 企業價值倍數( EV/EBITDA ),低於市場行情約 25%。除了賣方可能受政治壓力影響,因巴拿馬運河近六成流量來自美中貿易,若未來貿易關係惡化,可能影響其港口價值。
美國與歐洲也逐漸加強國外投資監管,特別針對關鍵技術、基礎建設與資料( Technologies, Infrastructure, and Data 或稱TID ),審查範圍已擴大到非控股投資( Non-Controlling Interest )。美國外資審查機構( CFIUS )已多次阻擋外國 SWFs 投資案,顯示 SWFs 已成為地緣政治一部分;而美國目前審查豁免的國家,僅加拿大、英國與澳洲三國。美中競爭也改變資金流向,全球SWFs 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 2020 年的 6% 降至 2%,但沙烏地、阿布達比等中東 SWFs 則逆勢加碼亞洲、降低對西方的依賴,顯示其在地緣戰略上的靈活性。
台灣擁有充沛的外匯存底(約 5,700 億美元),位居全球第四;但央行現有投資機制保守,每年投資報酬率僅 2.6%。雖有國家發展基金扮演類似主權基金角色,但其規模僅不足 400 億美元,且受預算法及產創條例等法令限制,難以發揮長期戰略功能。若能借鑑挪威、新加坡等經驗,另立特別法成立主權基金、避免政治干預,將外匯存底部分資金用於長期戰略投資,可望提升全球經濟影響力,甚至作為經濟安全一環、減少對特定產業依賴!

附錄 主權基金:國家級的投資巨獸
SWFs 有兩大特點:一是「資金與所有權」由國家政府擁有,二是「投資範圍」涵蓋海外資產。資金通常來自出口石油收入、貿易順差、或政府財政盈餘等。據統計,SWFs 規模中約六成資金來自大宗商品出口收入,餘四成為貿易順差產生的外匯存底( Foreign Reserve )。
因投資目標不同,SWFs 可大致分為兩類:穩定基金( Stabilization Funds )—目的是預防匯率或政府預算波動;因此投資策略偏向低風險、流動性高的資產。例如智利與墨西哥等SWFs,多數投資於短期政府公債,年化報酬率約 2%。另一類為主流的代際財富轉移(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 ),這類基金目標是創造長期財富,因此投資期限長、可承受較多風險;投資組合涵蓋股票、私募、房地產等。
目前多數 SWFs 屬於後者;例如全球最大的挪威政府全球退休基金( Norway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), 約持有全球上市公司約 1.5% 股權,資產規模 1.7 兆美元中約 71% 投資於股市,近十年年化報酬率7.3%。新加坡政府金融管理局外匯投資公司( GIC )資產 0.8 兆美元中,三成投資股市、18% 私募、13% 不動產;過去二十年年化報酬率約 6%。
若以國家區分,中國的 SWFs 規模實屬第一—包括中投公司、國家外匯管理局( SAFE Investment Company )、全國社保基金(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)等—總計約 3.1 兆美元。排名在後分別為阿聯酋 2.2 兆、挪威 1.8 兆、新加坡 1.1 兆與沙烏地 1 兆。
■